金庸这个人,复杂如江湖

岩盐盐盐

| 詹紫烨

编辑 | 伍矛

出品 | 盖饭特写工作室

香港北角住有许多和金庸一样的新移民,各有各的抱负,金庸站在北角的办公室向窗外望去,是一片开阔的海景,他喊好友潘耀明喝酒,「并不是什么高档的酒,就是普通的轩尼诗」,两人面朝大海,边喝边畅谈。

金庸年轻时酒量不错,喝威士忌从不加冰,偏爱高纯度,当时几家出版社抢《金庸武侠全集》的出版权,老先生举棋不定,想出一个怪招:你们比赛喝酒,酒量最高的人可以出版我的书。最后胜出的那位大陆编辑,因为胃出血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,金庸深感「惭愧」。

饮酒变少是在71岁那年,金庸去鬼门关走了一遭,在医院被开胸再打开肋骨,完成心脏搭桥手术。出院后老先生开始早睡早起,可惜作息一时间调整不过来。某晚他辗转反侧,索性一个人堵气到外边散步。

他想,要是会武功就好了,睡前打上一套拳,练上一趟剑,肯定累得沾枕就着。


作为学生,我总被开除

年轻时的金庸

我叫徐志摩、蒋复璁做表哥。陈从周是我的亲戚,我比他高一辈,他叫徐志摩做表叔。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。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,是我的表姐,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。

金庸本名查良镛,浙江海宁人,祖上是名门望族,善于经商,康熙皇帝还给他们家赐匾「敬业堂」、「嘉瑞堂」,亲笔写下对联「唐宋以来巨族,江南有数人家」,恩宠不断。查良镛出生时,家道已经衰落,但依然有良田三千亩。

男孩子都淘气,金庸不同,他成天窝在书房里,读书废寝忘食,有一次,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,放着放着,回头再看,金庸不见了。父亲急得不行,「怕被别人拐走了」。找了半天没找着,回家一看,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。

金庸喜欢苏东坡、巴金和屠格涅夫,觉得「鲁迅深刻而锋锐,周作人意境冲淡,无法共鸣,老舍嬉皮笑脸,似乎不太认真,茅盾的革命情怀我们不大了解」,父亲怕他读书成痴,便让爱舞剑的妹妹查玉芳帮忙带儿子。查玉芳和天南地北的朋友一起舞剑,金庸坐在一边,看她们切磋,埋下了武侠小说的种子。

中学考试难住了当时的学生,但金庸不怕考试,他15岁时已经编写了一本《给初中投考者》的试题精编,畅销周边数省,赚到第一桶金。1940年,金庸考入浙江联合高中,课间见训导主任沈乃昌训斥一男一女,他凑上前一听,原来是因为两人关系密切要被开除。

金庸自由散漫,觉得这不近人情。当时在学校,他常办壁报,有一天,壁报前面挤满了人,大家都在争相看着一篇名为《阿丽丝漫游记》的文章:

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,

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,

伸毒舌,喷毒汁,还口出狂言,

威吓学生:我叫你永不得超生……

学生们看了哈哈大笑,任谁都知道眼镜蛇指的就是他们的训导主任,训导主任的名言就是——我叫你永不得超生。沈乃昌气得发抖,跑去校长那要求开除金庸「以正校风」。

被勒令退学,金庸只好转校去衢州中学念书,半个多世纪后,衢州中学有个新生名叫周迅,她后来出演了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「黄蓉」,是金庸亲自挑的。

抗战时期,金庸辗转到陪都重庆,进入中央政治学院念外交系,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身抱负。虽然「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」的口号听得很多人热血沸腾,但金庸丝毫没有要上战场的意思——「你不参军,他们并不勉强。只是另请高就,滚出学校」。退学以前,他把训导主任找来,骂了对方一顿。后来金庸说,看着同学们列队向墙上校长画像敬礼的样子,感觉「像希特勒的军队」。

这是他第二次退学。

后来,各种赞誉傍身的金庸被连续三任国家领导人接见。1993年3月8日,那位戴着黑框眼镜的慈祥长者见面就跟他打趣:「查先生,见你之前我查过你的资料,你中学时被人家给开除了」。


作为丈夫,我并不成功

1954年,金庸与夏梦在研究剧本

毕业后,金庸到杭州《东南日报》上班,负责一个叫「咪咪博士答客问」的板块,这是一个为读者解疑释惑的大众性知识专栏,因为问题千奇百怪,后人笑称是民国版「糗事百科」。

读者来信问: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?金庸说: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,可示鲜活,毛羽丰盛浓密,必定肥瘦均匀。有个叫杜冶秋的读者不信,写信反驳:那么请问,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,怎么那么好吃?

金庸认定「这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」,得见一见。某个周日下午,金庸在杜家见到了杜冶秋,聊天时,杜治芬娇羞地给他递上一杯浓茶,只一眼,金庸决定从此成为杜家常客。次日,金庸登门带来一叠戏票,他约杜家姐弟去《东南日报》报馆楼上影剧场,观赏郭沫若名剧《孔雀胆》,看戏时还给大家买了当时还很时髦的可口可乐喝。

就这样,金庸与杜冶芬谈起恋爱。1946年,《大公报》在全国招聘记者,3000多人应征,只录取2人,金庸占其一。两年后,金庸与杜冶芬结婚,婚礼场面宏大。因为工作调任,夫妇一道去了香港,杜治芬不懂粤语,两人相处,只剩苦闷,又过三年,金庸回上海办了离婚手续,妻子就留在大陆生活。五十年后,金庸再谈及这段往事,眼泪汪汪,只说「她背叛了我」。

新婚燕尔的金庸给自己取了个笔名「林欢」——「林」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,「欢」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欢乐时光破灭后,他又很快迷恋上大明星夏梦,「其艳光照得我为之目眩」,金庸用「林欢」的笔名为她写下「去也终须去,住也不曾住,他年山花插满头,莫问奴归处」,有金庸迷推断,这个夏梦就是后来「小龙女」的原型。

金庸看不上表哥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迷恋,自己却一头栽进爱情,他主动去夏梦所在的长城公司写剧本,本想近水楼台先得月,却得知夏梦早已出嫁,对象……反正不是他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,香港的政治风气很复杂。走到哪里,都是一片让金庸不舒服的声音。1959年,他终于忍不住:「我必须发声」,花了十万元创办《明报》。

创业之初,日子艰难,他一边用写「金庸式」武侠,一边写社评,小说要写八九百字,社评要写一千多字,因为随时关注国际时讯,精力消耗很大,新婚妻子朱玫变卖自己的首饰为他分担。

朱玫是当时《明报》最早的、也是唯一的女记者,每天,她都会坐小渡轮给九龙的金庸送饭,两人只点一杯咖啡,你一口我一口,下班回家时,两个人不舍得三块钱的船费,裹紧衣服在寒风中等拼船的人。

共苦不一定能同甘,金庸还是对夏梦心意难平。《明报》当时全程报道夏梦游记,一连10多天登载夏梦写的旅游散文。与妻子朱玫吵架后,金庸偶尔去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,店内服务的小姑娘叫林怡乐,眉目间有几分夏梦的影子,结账时,金庸额外给林怡乐10元小费,这几乎是她半个月薪水,小姑娘拒绝了。但相差20多岁的两人还是陷入爱河。

金庸有了外遇,朱玫很快发现。她要求离婚,但「女招待必须要接扎」。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,多次劝父亲不要离婚,未能如愿,不巧他又跟自己女友分手,一时想不开,跳楼自杀。

朱玫晚年生活艰苦,有人看到她在铜锣湾的街边小摊子上卖手袋,四处躲城管,金庸知道了,心里有愧,「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」,想用钱弥补,却被直接拒绝。

《神雕侠侣》中在风陵渡口「一见杨过终身误」的郭襄,终究成为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峨眉祖师。

听得杨过朗声说道:「今番良晤,豪兴不浅,他日江湖相逢,再当杯酒言欢。咱们就此别过。」说着袍袖一拂,携着小龙女之手,与神雕并肩下山。其时明月在天,清风吹叶,树巅乌鸦呀啊而鸣,郭襄再也忍耐不住,泪珠夺眶而出。

朱玫的执着与郭襄相似,1998年,她病故在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。弥留之际,没有等来哪怕一位家属,医院职员见她可怜,替她收下了死亡证。


金庸诞生,要靠锱铢必较

大公报馆

初到香港,金庸在家书里说自己「半年后返家」,父亲鼓励他男儿志在四方。

他在《大公报》做副编辑,报纸上正连载梁羽生的武侠小说《草莽龙蛇传》,梁羽生每日与金庸一起下棋,全然没有下本小说的计划。总编辑十分着急,拉住金庸说:既然你平时爱看武侠小说,不然你上吧。

他应了。

小说灵感来自故乡海宁:我是浙江海宁人,乾隆皇帝的传说,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。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,那是很自然的。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证,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,香妃被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。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,但写小说的人喜欢。

于是,《书剑恩仇录》开笔,他写「清乾隆十八年六月,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,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书房」。从第一部武侠小说到最后一部《鹿鼎记》,金庸仍以海宁为背景,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。

《明报》创业时期,金庸的社论关注社会公义,小说《神雕侠侣》《飞狐外传》《倚天屠龙记》又揉进家国情怀,香港当时流传着一份左派暗杀名单,其中就有他。

要消灭五个香港人,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。

最危险的一段时间,金庸无意听到风声,跑去欧洲躲了一个月。连载的《天龙八部》只好找同为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代笔。一个月后,金庸回到香港。倪匡笑嘻嘻地说:

抱歉抱歉,我讨厌阿紫,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。

金庸拿好友无奈,但对自己《明报》的年轻员工,他嘴上说「从不炒人」,实际却实行着「微薪制」。倪匡和亦舒兄妹也不例外,当时人人都嫌工资低,散文作家林燕妮找他加薪。金庸驳回:你那么爱花钱,加了又花掉,不加。

亦舒提出同样要求,金庸再次驳回:你又不花钱的,加了稿费有什么用?

之后亦舒在专栏写文,批评金庸小气,金庸一点都不恼,反而笑眯眯照样登了这个稿子,「骂可以骂,反正稿费还是一点不加的」。手下人确实苦,金庸却成华人作家首富,还被人戏谑「金矿」,快倒闭的报刊靠挖「金庸」这块矿起死回生,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「金庸新」、「金庸举」、「全金庸」的高仿作者。

当时盗版猖獗,甚至,连大陆头号「迷弟」马云都中招了。

马云从小爱看金庸,花名「风清扬」,阿里巴巴里马云的办公室被他取名「桃花岛」,双十一作战指挥室被称为「光明顶」。

一听朋友要介绍金庸给他认识,马云激动得不行,特意上街买几本金庸的小说,等待见面时讨签名。哪知当天,马云拿出书还未开口,金庸扶了扶眼镜,一瞧,这是盗版啊。

「不签不签。」

90后作家江南也是金庸的读者,他的处女座《此间的少年》套用金庸小说人物,人名相符,故事大有不同,金庸知道后,一纸把江南告上法庭,要求索赔500万,成了国内同人文学第一案。

当事人江南态度不错,敲了一长段微博,大意是「少债老偿,天经地义」,依照法院的判决,他主动赔了188万,有些人觉得金庸不太了解年轻文化,未免有些严苛。

当年电影《功夫》因使用了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与名词,周星驰曾主动拜会金庸并要求支付版权费,这次金庸倒是很大度,「只是用了几个名字而已」,不需要给什么钱。周星驰一再要求下,金庸才以每处1万元计,共收了6万版权费。


那些往事,还是算了吧

1981年,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会见金庸

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,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,欺压农民,处了死刑。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,伤心了大半年,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。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、上万,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。

千禧年时,金庸写《月云》这篇散文回忆父亲之死,仍觉伤心。追溯到十九年前,他被邀请到北京,那时他还是明报的社长。

那天清早,金庸穿好西装,携妻女到人民大会堂,在富建厅门口见到总设计师。总设计师递来一根熊猫牌香烟,「欢迎查先生回来,我们是老朋友了,你的小说我读过」。金庸笑道,那可真是我的荣幸。谈话间提起金庸父亲被杀的事,总设计师颇为遗憾:团结起来向前看。

金庸点点头:人入黄泉不能复生,算了吧。

家庭成分所故,金庸的父亲查树勋被关进大牢,1951年,查树勋被人从监狱里拉出来,以「抗粮,窝藏土匪,图谋杀害干部」的罪名被枪决。

当时金庸离开大陆,是因为《大公报》香港版急于创刊,缺人手,上海部原本安排的国际电讯翻译因为适逢新婚不愿去,才临时派的金庸。「阴差阳错」反倒让金庸逃过一劫。后来有人问他,要是你当时没有去香港,会怎样?

金庸把这种「死里逃生」的感受写进小说:但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权,竟然作威作福,以暴易暴,世间百姓受其荼毒,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,来取暴君首级。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然权倾天下,也未必便能当倚天剑之一击。

在小说中提到不该提到的,被大陆全面禁止,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金庸武侠被批为「毒草」、「地摊文学」,当时邓小平悄悄托人从境外搞到一套金庸小说集,看得不亦乐乎。等两人在1981年会面后,金庸又从香港又给他寄了一套全集。

那个年代,金庸的小说多是私下传播,书虽然都为盗印,人们依然「着魔」,这股武侠热潮引起文化出版部门的关注,他们说,未经批准的图书是禁止的。转机在1992年到来,「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精神,深化出版改革,简政放权」,金庸小说才终于不被管控。

台湾一开始对金庸小说也不友好,他们觉得小说中包含「统战」价值观,「颠倒历史,混淆是非,其毒素之深,影响社会心理,危害社会安全至大」。比如《碧血剑》,台湾觉得金庸在歌颂李自成,迎合大陆意识形态。

可是商人总归要赚钱,台湾书商给金庸的小说改名,《射雕英雄传》变为《萍踪侠影录》,《书剑恩仇录》变为《剑客书生》,《笑傲江湖》变为《一剑光寒四十州》,《鹿鼎记》变为《小白龙》,署名也都变成「绿文」「司马翎」等。

好不容易,等来了台湾的解禁,又在《射雕英雄传》改编成电视剧后被再次封杀,只因书名和《沁园春·雪》里面的「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」相近。金庸觉得这种联想很荒谬:

……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,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,不能因为……写过用过,就此独占。别人就不能再用。


俗或不俗,都是江湖

金庸与古龙,大侠之交

正因「侠」完全架空而来,才更可满足集体挫败者意淫之需。

李敖生前大骂金庸,有在随笔文章里骂的,也有直接在电视节目里喷的。金庸是「彬彬书生」,讲话面面俱到,很少骂人,李敖则不同,他是「张狂才子」,动不动就骂别人「王八蛋」。为此他专门写了篇《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》:

坐拥万贯家财,自称虔诚佛教徒,却对人对外非常吝啬,不能断舍离,所以他信佛也好,为人也好,都显得很虚假,骨子里就是精于计算的商人。

李敖说,只有金庸配得上「金庸式伪善」的名号。后来凤凰卫视做了一档节目「李敖有话说」,李敖持之以恒,继续贬低武侠小说——不入流,市井小民炕头解闷看的东西,有什么营养成分,登不了大雅之堂。

有人质问:你究竟看过几本金庸小说就敢这么骂?

李敖答:臭鸡蛋闻一闻就可以了,还用得着全吃吗?

人人都知道李敖爱骂人,与他同期的名人被他骂了个遍,当时有个说法,如果没被李敖骂,理由可能只有一个,就是不够有名。王晓磊说李敖和金庸这两人,「一个五百年白话第一人,一个口头总是无论如何不敢当」,一个「疯」,一个「不见锋芒」,难怪互相看不惯。

好比洪七公和欧阳锋斗了一辈子,最终「两个白发老头抱在一起,哈哈大笑。笑了一会,声音越来越低,突然间笑声顿歇,两人一动也不动了」,生生死死,不过是沧海一声笑,江湖恩怨自此了。

叔叔辈都开口了,狂人王朔也不甘示弱:

金庸的东西情节重复,行文啰嗦,永远是见面就打架,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,而且谁也干不掉谁,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,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,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,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。这有什么新鲜的?

王朔把金庸小说和四大天王、成龙电影、琼瑶电视剧并为一谈,称之「四大俗」,顺道怼了一把北京四大支柱:新时期文学,摇滚,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。

李敖这么不友好,金庸却从来不回应——但他肯定是知道的,倪匡说过,金庸是那种有关他的评论会搜集一看的性格。身为金庸几十年的老友,倪匡曾为金庸代笔,也在《明报》连载卫斯理科幻小说,他站出来说:他小说好看程度是上下五千年第一,古今中外,无以复加。

1972年,金庸写完《鹿鼎记》,宣布自己就此封笔。他的15部武侠小说创造了1427个人物,故事好坏随后人判定。封笔后,金庸给小他14岁的古龙约稿。

信寄到时,古龙正要去洗澡。他拆开一看,光着身子愣住了,读完金庸的信,连澡也忘记洗了。后来《陆小凤》系列在《明报》连载,古龙和金庸成为新派武侠的两个巅峰。

1985年,古龙逝世,33年后,金庸去世。

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宣告终结。


衰老时,就余暇安度

金庸与聂卫平对弈

金庸在自己的92寿辰上,没有再喝酒。近几年,他十分注重养身,儿子查传倜说:父亲毕竟90高龄,出去走动的时间很少,在家里基本上也不写东西了。平常在香港家里每天就是看看书、写写字,生活得很快乐。

金庸很讨厌电脑,他认为「这个发明对人类只有害处没有好处」,但是他喜欢用电脑下围棋。83年「新体育杯」期间,见到林海峰,他说要拜师,一见面就行跪拜大礼。有次倪匡到他新装修的家里去,金庸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木棋盘要他猜多少钱。

·一万?三万?

·都不对,金庸摇摇头笑他,真不识货。

·倪匡没好气地说:别卖关子了。

·金庸竖高十根手指头说:十万!

花十万买一个木棋盘不够表达他对围棋的喜爱,金庸曾把围棋国手陈祖德请到家中住了数月,往前追溯,珍珑棋局的典故也被他写进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。除了围棋,金庸还喜欢跑车,他买了一辆保时捷,驾驶时速「大约是三十哩」。

有人问金庸,你驾跑车超不超车?金庸挺自豪:当然超车,逢电车,必超车!

当时那把「刹车」突如其来,金庸还不到五十岁,正是一个作家的黄金年龄,但他说不写就不写了。时至晚年,他先后做学术和从政,最后失望而归。81岁的金庸跑去剑桥大学读博士,你可以想象一个老人背着双肩包,嚷嚷着要「骑自行车上课」,结果被太太制止的憋屈模样。

自知「学问不够,是我的一大缺陷」,回国后金庸辞去了浙江大学的职位。

一直以来金庸都想当外交官,自1948年考入《大公报》当记者开始,他就是报社「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」的组长,罢笔后仍有追求,常常出席活动,和高层的人交往密切,不少人说他「爱慕无聊的虚荣,喜欢肉麻的奉承」。

可能是出于对古人范蠡的崇拜,金庸也有辅助勾践「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」、完成吞吴复越大业的野心,即便见过三任领导人,他照样没能成为「帝王师」。

他只实现了范蠡「归隐江湖」的结局。

金庸住在太平山顶上的一幢豪宅里,书斋200多平方米,四壁都是书架,铺满蓝色地毯,他买书如山倒,藏书不下万本,一套《大藏经》占了两排书架,他从一身武功绝学的「段誉」变为潜心学佛的「扫地僧」。

学佛是事出有因,当年金庸正在报馆写社评,远在美国念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杀了,「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?」听闻儿子自杀的消息,金庸一边写稿一边流泪,工作结束以后才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。这种痛苦让他开始「找生与死的答案」。

《倚天屠龙记》后记中,金庸写道: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,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,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,真实人生不是这样的——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。

金刚经言,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。晚年金庸决心让自己逍遥自在,「衰老时不必再工作,有适当物质条件、健康、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」。


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,享年94岁

或许很久以后,大人领着自己的孩子走过一片墓地,指着一块墓碑说,你非常喜欢的那个金庸,他的名字就在上面,墓碑上只有一句话:这里躺着一个人,在二十世纪、二十一世纪,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,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。

这是金庸为自己作的墓志铭,震耳欲聋。刚开始写小说时,他要取一个笔名,一下子想不到,就把本名中的镛字拆开,金庸说,「镛」的意思是一个钟,很大的一个钟。

原来您是一个当当当可以敲得很响的钟?

对。

盖饭特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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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这个人,复杂如江湖
岩盐盐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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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北角住有许多和金庸一样的新移民,各有各的抱负,金庸站在北角的办公室向窗外望去,是一片开阔的海景,他喊好友潘耀明喝酒,「并不是什么高档的酒,就是普通的轩尼诗」,两人面朝大海,边喝边畅谈。

金庸年轻时酒量不错,喝威士忌从不加冰,偏爱高纯度,当时几家出版社抢《金庸武侠全集》的出版权,老先生举棋不定,想出一个怪招:你们比赛喝酒,酒量最高的人可以出版我的书。最后胜出的那位大陆编辑,因为胃出血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,金庸深感「惭愧」。

饮酒变少是在71岁那年,金庸去鬼门关走了一遭,在医院被开胸再打开肋骨,完成心脏搭桥手术。出院后老先生开始早睡早起,可惜作息一时间调整不过来。某晚他辗转反侧,索性一个人堵气到外边散步。

他想,要是会武功就好了,睡前打上一套拳,练上一趟剑,肯定累得沾枕就着。


作为学生,我总被开除

年轻时的金庸

我叫徐志摩、蒋复璁做表哥。陈从周是我的亲戚,我比他高一辈,他叫徐志摩做表叔。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。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,是我的表姐,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。

金庸本名查良镛,浙江海宁人,祖上是名门望族,善于经商,康熙皇帝还给他们家赐匾「敬业堂」、「嘉瑞堂」,亲笔写下对联「唐宋以来巨族,江南有数人家」,恩宠不断。查良镛出生时,家道已经衰落,但依然有良田三千亩。

男孩子都淘气,金庸不同,他成天窝在书房里,读书废寝忘食,有一次,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,放着放着,回头再看,金庸不见了。父亲急得不行,「怕被别人拐走了」。找了半天没找着,回家一看,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。

金庸喜欢苏东坡、巴金和屠格涅夫,觉得「鲁迅深刻而锋锐,周作人意境冲淡,无法共鸣,老舍嬉皮笑脸,似乎不太认真,茅盾的革命情怀我们不大了解」,父亲怕他读书成痴,便让爱舞剑的妹妹查玉芳帮忙带儿子。查玉芳和天南地北的朋友一起舞剑,金庸坐在一边,看她们切磋,埋下了武侠小说的种子。

中学考试难住了当时的学生,但金庸不怕考试,他15岁时已经编写了一本《给初中投考者》的试题精编,畅销周边数省,赚到第一桶金。1940年,金庸考入浙江联合高中,课间见训导主任沈乃昌训斥一男一女,他凑上前一听,原来是因为两人关系密切要被开除。

金庸自由散漫,觉得这不近人情。当时在学校,他常办壁报,有一天,壁报前面挤满了人,大家都在争相看着一篇名为《阿丽丝漫游记》的文章:

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,

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,

伸毒舌,喷毒汁,还口出狂言,

威吓学生:我叫你永不得超生……

学生们看了哈哈大笑,任谁都知道眼镜蛇指的就是他们的训导主任,训导主任的名言就是——我叫你永不得超生。沈乃昌气得发抖,跑去校长那要求开除金庸「以正校风」。

被勒令退学,金庸只好转校去衢州中学念书,半个多世纪后,衢州中学有个新生名叫周迅,她后来出演了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「黄蓉」,是金庸亲自挑的。

抗战时期,金庸辗转到陪都重庆,进入中央政治学院念外交系,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身抱负。虽然「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」的口号听得很多人热血沸腾,但金庸丝毫没有要上战场的意思——「你不参军,他们并不勉强。只是另请高就,滚出学校」。退学以前,他把训导主任找来,骂了对方一顿。后来金庸说,看着同学们列队向墙上校长画像敬礼的样子,感觉「像希特勒的军队」。

这是他第二次退学。

后来,各种赞誉傍身的金庸被连续三任国家领导人接见。1993年3月8日,那位戴着黑框眼镜的慈祥长者见面就跟他打趣:「查先生,见你之前我查过你的资料,你中学时被人家给开除了」。


作为丈夫,我并不成功

1954年,金庸与夏梦在研究剧本

毕业后,金庸到杭州《东南日报》上班,负责一个叫「咪咪博士答客问」的板块,这是一个为读者解疑释惑的大众性知识专栏,因为问题千奇百怪,后人笑称是民国版「糗事百科」。

读者来信问: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?金庸说: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,可示鲜活,毛羽丰盛浓密,必定肥瘦均匀。有个叫杜冶秋的读者不信,写信反驳:那么请问,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,怎么那么好吃?

金庸认定「这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」,得见一见。某个周日下午,金庸在杜家见到了杜冶秋,聊天时,杜治芬娇羞地给他递上一杯浓茶,只一眼,金庸决定从此成为杜家常客。次日,金庸登门带来一叠戏票,他约杜家姐弟去《东南日报》报馆楼上影剧场,观赏郭沫若名剧《孔雀胆》,看戏时还给大家买了当时还很时髦的可口可乐喝。

就这样,金庸与杜冶芬谈起恋爱。1946年,《大公报》在全国招聘记者,3000多人应征,只录取2人,金庸占其一。两年后,金庸与杜冶芬结婚,婚礼场面宏大。因为工作调任,夫妇一道去了香港,杜治芬不懂粤语,两人相处,只剩苦闷,又过三年,金庸回上海办了离婚手续,妻子就留在大陆生活。五十年后,金庸再谈及这段往事,眼泪汪汪,只说「她背叛了我」。

新婚燕尔的金庸给自己取了个笔名「林欢」——「林」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,「欢」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欢乐时光破灭后,他又很快迷恋上大明星夏梦,「其艳光照得我为之目眩」,金庸用「林欢」的笔名为她写下「去也终须去,住也不曾住,他年山花插满头,莫问奴归处」,有金庸迷推断,这个夏梦就是后来「小龙女」的原型。

金庸看不上表哥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迷恋,自己却一头栽进爱情,他主动去夏梦所在的长城公司写剧本,本想近水楼台先得月,却得知夏梦早已出嫁,对象……反正不是他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,香港的政治风气很复杂。走到哪里,都是一片让金庸不舒服的声音。1959年,他终于忍不住:「我必须发声」,花了十万元创办《明报》。

创业之初,日子艰难,他一边用写「金庸式」武侠,一边写社评,小说要写八九百字,社评要写一千多字,因为随时关注国际时讯,精力消耗很大,新婚妻子朱玫变卖自己的首饰为他分担。

朱玫是当时《明报》最早的、也是唯一的女记者,每天,她都会坐小渡轮给九龙的金庸送饭,两人只点一杯咖啡,你一口我一口,下班回家时,两个人不舍得三块钱的船费,裹紧衣服在寒风中等拼船的人。

共苦不一定能同甘,金庸还是对夏梦心意难平。《明报》当时全程报道夏梦游记,一连10多天登载夏梦写的旅游散文。与妻子朱玫吵架后,金庸偶尔去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,店内服务的小姑娘叫林怡乐,眉目间有几分夏梦的影子,结账时,金庸额外给林怡乐10元小费,这几乎是她半个月薪水,小姑娘拒绝了。但相差20多岁的两人还是陷入爱河。

金庸有了外遇,朱玫很快发现。她要求离婚,但「女招待必须要接扎」。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,多次劝父亲不要离婚,未能如愿,不巧他又跟自己女友分手,一时想不开,跳楼自杀。

朱玫晚年生活艰苦,有人看到她在铜锣湾的街边小摊子上卖手袋,四处躲城管,金庸知道了,心里有愧,「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」,想用钱弥补,却被直接拒绝。

《神雕侠侣》中在风陵渡口「一见杨过终身误」的郭襄,终究成为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峨眉祖师。

听得杨过朗声说道:「今番良晤,豪兴不浅,他日江湖相逢,再当杯酒言欢。咱们就此别过。」说着袍袖一拂,携着小龙女之手,与神雕并肩下山。其时明月在天,清风吹叶,树巅乌鸦呀啊而鸣,郭襄再也忍耐不住,泪珠夺眶而出。

朱玫的执着与郭襄相似,1998年,她病故在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。弥留之际,没有等来哪怕一位家属,医院职员见她可怜,替她收下了死亡证。


金庸诞生,要靠锱铢必较

大公报馆

初到香港,金庸在家书里说自己「半年后返家」,父亲鼓励他男儿志在四方。

他在《大公报》做副编辑,报纸上正连载梁羽生的武侠小说《草莽龙蛇传》,梁羽生每日与金庸一起下棋,全然没有下本小说的计划。总编辑十分着急,拉住金庸说:既然你平时爱看武侠小说,不然你上吧。

他应了。

小说灵感来自故乡海宁:我是浙江海宁人,乾隆皇帝的传说,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。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,那是很自然的。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证,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,香妃被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。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,但写小说的人喜欢。

于是,《书剑恩仇录》开笔,他写「清乾隆十八年六月,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,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书房」。从第一部武侠小说到最后一部《鹿鼎记》,金庸仍以海宁为背景,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。

《明报》创业时期,金庸的社论关注社会公义,小说《神雕侠侣》《飞狐外传》《倚天屠龙记》又揉进家国情怀,香港当时流传着一份左派暗杀名单,其中就有他。

要消灭五个香港人,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。

最危险的一段时间,金庸无意听到风声,跑去欧洲躲了一个月。连载的《天龙八部》只好找同为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代笔。一个月后,金庸回到香港。倪匡笑嘻嘻地说:

抱歉抱歉,我讨厌阿紫,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。

金庸拿好友无奈,但对自己《明报》的年轻员工,他嘴上说「从不炒人」,实际却实行着「微薪制」。倪匡和亦舒兄妹也不例外,当时人人都嫌工资低,散文作家林燕妮找他加薪。金庸驳回:你那么爱花钱,加了又花掉,不加。

亦舒提出同样要求,金庸再次驳回:你又不花钱的,加了稿费有什么用?

之后亦舒在专栏写文,批评金庸小气,金庸一点都不恼,反而笑眯眯照样登了这个稿子,「骂可以骂,反正稿费还是一点不加的」。手下人确实苦,金庸却成华人作家首富,还被人戏谑「金矿」,快倒闭的报刊靠挖「金庸」这块矿起死回生,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「金庸新」、「金庸举」、「全金庸」的高仿作者。

当时盗版猖獗,甚至,连大陆头号「迷弟」马云都中招了。

马云从小爱看金庸,花名「风清扬」,阿里巴巴里马云的办公室被他取名「桃花岛」,双十一作战指挥室被称为「光明顶」。

一听朋友要介绍金庸给他认识,马云激动得不行,特意上街买几本金庸的小说,等待见面时讨签名。哪知当天,马云拿出书还未开口,金庸扶了扶眼镜,一瞧,这是盗版啊。

「不签不签。」

90后作家江南也是金庸的读者,他的处女座《此间的少年》套用金庸小说人物,人名相符,故事大有不同,金庸知道后,一纸把江南告上法庭,要求索赔500万,成了国内同人文学第一案。

当事人江南态度不错,敲了一长段微博,大意是「少债老偿,天经地义」,依照法院的判决,他主动赔了188万,有些人觉得金庸不太了解年轻文化,未免有些严苛。

当年电影《功夫》因使用了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与名词,周星驰曾主动拜会金庸并要求支付版权费,这次金庸倒是很大度,「只是用了几个名字而已」,不需要给什么钱。周星驰一再要求下,金庸才以每处1万元计,共收了6万版权费。


那些往事,还是算了吧

1981年,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会见金庸

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,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,欺压农民,处了死刑。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,伤心了大半年,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。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、上万,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。

千禧年时,金庸写《月云》这篇散文回忆父亲之死,仍觉伤心。追溯到十九年前,他被邀请到北京,那时他还是明报的社长。

那天清早,金庸穿好西装,携妻女到人民大会堂,在富建厅门口见到总设计师。总设计师递来一根熊猫牌香烟,「欢迎查先生回来,我们是老朋友了,你的小说我读过」。金庸笑道,那可真是我的荣幸。谈话间提起金庸父亲被杀的事,总设计师颇为遗憾:团结起来向前看。

金庸点点头:人入黄泉不能复生,算了吧。

家庭成分所故,金庸的父亲查树勋被关进大牢,1951年,查树勋被人从监狱里拉出来,以「抗粮,窝藏土匪,图谋杀害干部」的罪名被枪决。

当时金庸离开大陆,是因为《大公报》香港版急于创刊,缺人手,上海部原本安排的国际电讯翻译因为适逢新婚不愿去,才临时派的金庸。「阴差阳错」反倒让金庸逃过一劫。后来有人问他,要是你当时没有去香港,会怎样?

金庸把这种「死里逃生」的感受写进小说:但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权,竟然作威作福,以暴易暴,世间百姓受其荼毒,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,来取暴君首级。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然权倾天下,也未必便能当倚天剑之一击。

在小说中提到不该提到的,被大陆全面禁止,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金庸武侠被批为「毒草」、「地摊文学」,当时邓小平悄悄托人从境外搞到一套金庸小说集,看得不亦乐乎。等两人在1981年会面后,金庸又从香港又给他寄了一套全集。

那个年代,金庸的小说多是私下传播,书虽然都为盗印,人们依然「着魔」,这股武侠热潮引起文化出版部门的关注,他们说,未经批准的图书是禁止的。转机在1992年到来,「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精神,深化出版改革,简政放权」,金庸小说才终于不被管控。

台湾一开始对金庸小说也不友好,他们觉得小说中包含「统战」价值观,「颠倒历史,混淆是非,其毒素之深,影响社会心理,危害社会安全至大」。比如《碧血剑》,台湾觉得金庸在歌颂李自成,迎合大陆意识形态。

可是商人总归要赚钱,台湾书商给金庸的小说改名,《射雕英雄传》变为《萍踪侠影录》,《书剑恩仇录》变为《剑客书生》,《笑傲江湖》变为《一剑光寒四十州》,《鹿鼎记》变为《小白龙》,署名也都变成「绿文」「司马翎」等。

好不容易,等来了台湾的解禁,又在《射雕英雄传》改编成电视剧后被再次封杀,只因书名和《沁园春·雪》里面的「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」相近。金庸觉得这种联想很荒谬:

……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,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,不能因为……写过用过,就此独占。别人就不能再用。


俗或不俗,都是江湖

金庸与古龙,大侠之交

正因「侠」完全架空而来,才更可满足集体挫败者意淫之需。

李敖生前大骂金庸,有在随笔文章里骂的,也有直接在电视节目里喷的。金庸是「彬彬书生」,讲话面面俱到,很少骂人,李敖则不同,他是「张狂才子」,动不动就骂别人「王八蛋」。为此他专门写了篇《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》:

坐拥万贯家财,自称虔诚佛教徒,却对人对外非常吝啬,不能断舍离,所以他信佛也好,为人也好,都显得很虚假,骨子里就是精于计算的商人。

李敖说,只有金庸配得上「金庸式伪善」的名号。后来凤凰卫视做了一档节目「李敖有话说」,李敖持之以恒,继续贬低武侠小说——不入流,市井小民炕头解闷看的东西,有什么营养成分,登不了大雅之堂。

有人质问:你究竟看过几本金庸小说就敢这么骂?

李敖答:臭鸡蛋闻一闻就可以了,还用得着全吃吗?

人人都知道李敖爱骂人,与他同期的名人被他骂了个遍,当时有个说法,如果没被李敖骂,理由可能只有一个,就是不够有名。王晓磊说李敖和金庸这两人,「一个五百年白话第一人,一个口头总是无论如何不敢当」,一个「疯」,一个「不见锋芒」,难怪互相看不惯。

好比洪七公和欧阳锋斗了一辈子,最终「两个白发老头抱在一起,哈哈大笑。笑了一会,声音越来越低,突然间笑声顿歇,两人一动也不动了」,生生死死,不过是沧海一声笑,江湖恩怨自此了。

叔叔辈都开口了,狂人王朔也不甘示弱:

金庸的东西情节重复,行文啰嗦,永远是见面就打架,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,而且谁也干不掉谁,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,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,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,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。这有什么新鲜的?

王朔把金庸小说和四大天王、成龙电影、琼瑶电视剧并为一谈,称之「四大俗」,顺道怼了一把北京四大支柱:新时期文学,摇滚,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。

李敖这么不友好,金庸却从来不回应——但他肯定是知道的,倪匡说过,金庸是那种有关他的评论会搜集一看的性格。身为金庸几十年的老友,倪匡曾为金庸代笔,也在《明报》连载卫斯理科幻小说,他站出来说:他小说好看程度是上下五千年第一,古今中外,无以复加。

1972年,金庸写完《鹿鼎记》,宣布自己就此封笔。他的15部武侠小说创造了1427个人物,故事好坏随后人判定。封笔后,金庸给小他14岁的古龙约稿。

信寄到时,古龙正要去洗澡。他拆开一看,光着身子愣住了,读完金庸的信,连澡也忘记洗了。后来《陆小凤》系列在《明报》连载,古龙和金庸成为新派武侠的两个巅峰。

1985年,古龙逝世,33年后,金庸去世。

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宣告终结。


衰老时,就余暇安度

金庸与聂卫平对弈

金庸在自己的92寿辰上,没有再喝酒。近几年,他十分注重养身,儿子查传倜说:父亲毕竟90高龄,出去走动的时间很少,在家里基本上也不写东西了。平常在香港家里每天就是看看书、写写字,生活得很快乐。

金庸很讨厌电脑,他认为「这个发明对人类只有害处没有好处」,但是他喜欢用电脑下围棋。83年「新体育杯」期间,见到林海峰,他说要拜师,一见面就行跪拜大礼。有次倪匡到他新装修的家里去,金庸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木棋盘要他猜多少钱。

·一万?三万?

·都不对,金庸摇摇头笑他,真不识货。

·倪匡没好气地说:别卖关子了。

·金庸竖高十根手指头说:十万!

花十万买一个木棋盘不够表达他对围棋的喜爱,金庸曾把围棋国手陈祖德请到家中住了数月,往前追溯,珍珑棋局的典故也被他写进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。除了围棋,金庸还喜欢跑车,他买了一辆保时捷,驾驶时速「大约是三十哩」。

有人问金庸,你驾跑车超不超车?金庸挺自豪:当然超车,逢电车,必超车!

当时那把「刹车」突如其来,金庸还不到五十岁,正是一个作家的黄金年龄,但他说不写就不写了。时至晚年,他先后做学术和从政,最后失望而归。81岁的金庸跑去剑桥大学读博士,你可以想象一个老人背着双肩包,嚷嚷着要「骑自行车上课」,结果被太太制止的憋屈模样。

自知「学问不够,是我的一大缺陷」,回国后金庸辞去了浙江大学的职位。

一直以来金庸都想当外交官,自1948年考入《大公报》当记者开始,他就是报社「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」的组长,罢笔后仍有追求,常常出席活动,和高层的人交往密切,不少人说他「爱慕无聊的虚荣,喜欢肉麻的奉承」。

可能是出于对古人范蠡的崇拜,金庸也有辅助勾践「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」、完成吞吴复越大业的野心,即便见过三任领导人,他照样没能成为「帝王师」。

他只实现了范蠡「归隐江湖」的结局。

金庸住在太平山顶上的一幢豪宅里,书斋200多平方米,四壁都是书架,铺满蓝色地毯,他买书如山倒,藏书不下万本,一套《大藏经》占了两排书架,他从一身武功绝学的「段誉」变为潜心学佛的「扫地僧」。

学佛是事出有因,当年金庸正在报馆写社评,远在美国念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杀了,「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?」听闻儿子自杀的消息,金庸一边写稿一边流泪,工作结束以后才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。这种痛苦让他开始「找生与死的答案」。

《倚天屠龙记》后记中,金庸写道: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,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,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,真实人生不是这样的——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。

金刚经言,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。晚年金庸决心让自己逍遥自在,「衰老时不必再工作,有适当物质条件、健康、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」。


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,享年94岁

或许很久以后,大人领着自己的孩子走过一片墓地,指着一块墓碑说,你非常喜欢的那个金庸,他的名字就在上面,墓碑上只有一句话:这里躺着一个人,在二十世纪、二十一世纪,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,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。

这是金庸为自己作的墓志铭,震耳欲聋。刚开始写小说时,他要取一个笔名,一下子想不到,就把本名中的镛字拆开,金庸说,「镛」的意思是一个钟,很大的一个钟。

原来您是一个当当当可以敲得很响的钟?

对。

盖饭特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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