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湖路远贾樟柯

盖饭特写工作室

| 詹紫烨

编辑 | 廖文婷

出品 | 盖饭特写工作室

高考结束,贾樟柯在老家汾阳县城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,县城小得像鬼打墙。

走到命运的分岔口,他落榜了,其实倒也不算意外。回家打开电视机,点歌节目轮番播送同学们的大好前程:考上北大的,亲朋好友为他点播《前门风味大碗茶》;考到体育学院的,有人为他点播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《手拉手》;贾樟柯也让朋友为他点首《再向虎山行》。

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,如今再上虎山。

人皆惊呼,人皆赞叹,人谓满身是胆。

县城是围城。贾樟柯心想,世界就在那里,我为什么不自己走过去呢?

再上虎山

中年贾樟柯跳起舞来动作略显僵硬,不过,他在高中时是个高手,被同学们称为「飞扬的霹雳王子」

汾阳没有铁路,不通火车。贾樟柯学骑自行车,学会以后头一件事就是约同学骑车去另一座县城孝义看火车。初一的孩子,站在铁轨不远处,等啊等,一列拉煤的火车慢行而过,「成为某种远走的召唤」。

高考落榜是一次契机,父亲送他去太原念美术,汾阳到太原,公路距离一百多公里,长途车开五个小时,贾樟柯在中学曾约过一帮朋友去太原看崔健的演唱会,他很明白,县城青年如果生分享文化的妄念,就必须离开故乡。

在太原的日子,白天画画,晚上写小说,住在郊区村民家,隔壁有公路电影院,有天贾樟柯实在无聊,去影院看了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,那是一种被击中的感觉。

电影让他想到自己的故乡汾阳,那里的特产是煤炭。资源分配不公,就有贫富差距,小人物的命运也总瞬息万变,初中毕业时,贾樟柯逐渐认识到,身边的很多朋友慢慢成了流氓和小偷。有次,他跟一个哥们去看电影,对方起身如厕,贾樟柯在影院左等右等,人没回来,他急忙去找。

·我那个朋友呢,你看到没有?

·刚被抓走的那个咯。

·他做啥了?

·就刚才,他去抢一个女人的手表。

生活波折动荡,另一个朋友在三十里外的杏花村汾酒厂喝多了,死在了回县城的路上,更多朋友被捕判刑,「青春期变得郁闷起来,人和事儿都在命运的秩序里展开」。贾樟柯对此猝不及防,也是在这个时候,他觉得自己是时候离开。

青年时代在转型中的小县城度过,当然时有感念。贾樟柯在1998年回故乡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,主角小武是汾阳县「最像知识分子」的小偷,他对社会的巨变无所适从。

贾樟柯当年也是汾阳小混混,十几个结拜兄弟,吊儿郎当去录像厅看香港武打片,在烟味混合着脚臭味中,跟着周润发咬牙说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」。像电影里一样,他们拉帮结派、歃血为盟、寻仇、报恩。走出录像厅,看见不顺眼的陌生人,立刻冲上去开打,一头长发的贾樟柯曾因战况失利,直接从二楼跳下逃生,两次,险些受伤。后来按贾导的说法,当时小打小闹,如今《江湖儿女》有真情义。

结拜兄弟,人各有命。在太原考大学时,贾樟柯一哥们在太原上班。对方挣钱了,经济上独立了,贾樟柯很羡慕,去找他玩,一去便傻眼,整个科室的人都没下班,一圈人陪着科长打扑克。

科长兴头上,他不走,谁也别想走。散伙后,哥们跟贾樟柯抱怨,我天天陪科长打扑克,烦死了。

贾樟柯说,「他们打他们的,你就说有事离开不就完了吗?」对方摆摆手,「不能这样的,要是老不陪科长玩,科长就会觉得我不是他的人了,那我怎么混?」

贾樟柯没想到的是,2002年的自己也会得一个「科长」的名字,命名者是小西天某盗版店的老板,见贾樟柯淘不到碟,多嘴一句:「我这有一个贾柯樟的《站台》,明天到货,你要吗?」那会他还是被禁导演,处境和陪牌哥们差不多,只为三个字:混下去。

旧时朋友分为两拨,一波在干坏事,另一波在逼自己干不喜欢的事。他们都「在一种游戏中」无法抽身。贾樟柯不想陪科长打牌,他断了按部就班考试上班的念头,决定当个导演,连考三年,闯进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。那是1993年,中国电影业已经不怎么火热了:

这是中国电影工业最难的时候,传统的电影院倒闭得很厉害。拿我们汾阳来说,我们几个电影院,一个当时变成了卖家具的,一个变成了超市,整个县城电影院就消失了。

三年间,做煤矿的表兄弟来找他几回,「你跟我们一起干吧,考了一年又一年,真浪费时间」,不是黑煤窑,是官方批准的,钱途无量。

山西人贾樟柯抵御住了诱惑。否则如今,世上或许会再多一个煤老板。

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
第六代导演

贾樟柯和中学同学混迹街头,图中右3是他

2007年,《SOHO小报》发了一篇贾樟柯旧文,他仔细写了自己和广电总局不得不说的故事,这份小报是潘石屹公司SOHO的内刊,发行量本不大,却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故事地点在东四某胡同,贾樟柯站在门口,见挂牌白底黑字「国家广电总局」,心里狂打鼓。据说东四只有八一制片厂宿舍旧址,没有总局一说,贾樟柯因紧张眼花,也不是没可能。

几天前他接到一通电话,「请你来电影局一趟」。此时,低屋飞梁下,八字门厅前,给他开门的是赵文瑄。

国家机关,高墙大院。他初来乍到,不知所措,赵文瑄不着急理论,只谈笑「这地方是宰相刘罗锅故居」,想来刘墉与和珅不是一路人,当时和珅炙手可热,刘墉只好「委蛇其间,唯以滑稽悦容其间」,不想与他正面冲突。

入院进屋,桌面放一份文件,印有台湾报纸对《小武》的报道,眉批「严重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」,署名人贾樟柯认识。

赵文瑄拿起告密信,掂量着:「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?我们也不想处理你,可是你的同行,你的前辈,人家告你啊。」

这天是1999年1月13日,贾樟柯被人打了小报告。这段经历被他写在文章《迷茫记》里,发表以后,人人都在猜举报者是谁。直到王小山在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专栏里捅破这层纸:此人是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。王斌知道后,打死不承认,说「这是贾樟柯的阴谋」,说他要告王小山,可惜最后不了了之。

谁举报的说不清,当官的是不是赵文瑄也说不好,总之,贾樟柯确实倒了大霉,就在被禁前一年,他的处女座《小武》没走官方渠道,直接送去海外拿了8个奖,西方影评界不吝赞美地说此片是「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」。

柏林领奖时,台湾团摆酒席宴客,每桌插一面青天白日旗。贾樟柯顿觉「林冲误入白虎堂」,拔腿就走。

觉悟很高,但已经晚了。

禁令一出,他立刻登上器材公司的黑名单,租不到器材不打紧,底片都没人敢晒印。当时他手头有部片子进行不下去,为求饶只好有事没事往电影局跑,早上8点被撂到晚上7点,屡次碰壁,领导见他可怜:先交一万块钱罚款,再写一封检讨。

贾樟柯有文学天赋,中文系毕业,过去在太原写小说,小有名气,还推掉了山西作协的邀请,写检讨再简单不过。一篇优质检讨交差,他把《站台》拍完了。

只是这次,还是只能走「地下」。

此类电影在当时被称为「独立电影」,拍摄者很多都是「第六代」导演,比如张元、娄烨、王小帅。他们当然都只能算乌合之众——1992年的《中国美术报》说,只有国营的十六个制片厂才有财力、有权力去拍电影,其余都是非法。

2007年,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混出名堂,去戛纳当了一回评委会主席。他在节目里忍不住批评第五代大师们,用了一个排比句:经历过「文革」和「改革开放」,所以你们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代,非常庸俗的一代,非常霸权的一代。

黑名单越来越长也是因为VCD的普及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南方城市冒出几十家生产VCD播放机的厂家,竞争导致大降价,八百元能弄上一套,「家庭影院」热起来,DV机变多,不管专业与否,但凡有点爱好,都去拍片子。

和当时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一样,往面儿上说,人们跟风潮,往里处说,「个体在争取表达的权利」。

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些非常彪悍的个性的人,彪悍到可以独立的与这个时代共舞,参与到里面,改变它,影响它。而不是穿上盔甲,说我是独立的,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。

贾樟柯禁言五年,可怜巴巴,从没尝过上映的滋味,2003年11月,电影局突然坐庄,请第六代导演们喝茶嗑瓜子,领导打电话给王小帅,「你把贾樟柯、娄烨他们喊上!」

北京电影学院里,独立导演们齐刷刷坐两排,规矩得很,看样子是要被一勺烩。贾樟柯心想完蛋了,这次是换个花样训话。开会前,某个导演坐不住,准备溜,不料领导却突然示好:「以前你们违规的,我们既往不咎。」

这是一个梁山好汉归刀枪入库的故事:大赦天下,独立导演当场拟合作倡议书,娄烨说「我们写诗化的倡议书,念起来激情澎湃」,影评人张献民不赞同,「那种谁看得懂,还是写公文比较好」,最后拟定几点,无非「我们守规矩,你们也能打开门,让地下走到地上」。

贾樟柯和他的六个好朋友,在倡议书上签字画押,媒体给这个故事起了一个非常水浒的标题:

独立电影七君子上书电影局。

山河故人

2012年,贾樟柯和赵涛在汾阳举办婚礼

2006年,贾樟柯在北京接到电话:父亲去世了。他很伤心,由此对故乡眷恋更甚。

贾父中学时,听说峪道河村在拍电影,便与同学跋山涉水前往观看。剧组从拍摄到收工,父亲在远处的山头看了一天。他脸上有炉火的闪动,对年幼的贾樟柯讲这个故事:拍电影是要光的。

汾阳地处黄土高原,阳光浓重,适合拍电影。贾樟柯的电影离不开山西,2015年,《山河故人》的拍摄地选在了大同,电影里有文峰塔、地秧歌、汾酒。妆容略老气的赵涛唱着汾阳伞头秧歌:

家住汾阳龙门地,表里河山留美誉,

文峰塔上升紫气,迈步走向新世纪。

贾樟柯将各个机位拍摄的素材混剪在一起:汾阳街头春节夜晚的狂欢、跳迪斯科的人、险些翻倒的卡车、旷野中点火的无名人……暮色中的矿区和方言构成故人与山河。

拍片之前,贾樟柯给当时的女主赵涛写了一封信:你要从青春演到五十岁。后来赵涛成了贾樟柯的妻子。2000年,他们在法国看杨德昌的《一一》,两小时四十分,影片很长,贾樟柯做好临时撤离的准备,因为此前赵涛最爱的是卡通《狮子王》。没想两人看到最后,赵涛红着眼问贾樟柯,为什么大陆看不到这样的电影?

贾樟柯很惊讶,认定她「内心必定藏有许多风暴」。两人最初相见在1999年,太原师范学院舞蹈系教室,贾樟柯过来挑学生演员,却看中舞蹈老师,最终成就这段缘分。

在贾导心中,赵涛演的才是他想要的山西情义,新片《江湖儿女》中,女主照旧是她。

关于江湖,贾樟柯有自己的理解。从《水浒传》开始,一直到金庸的小说,到八十年代香港的电影。中文里江湖代表了秩序之外的世界,代表秘密、隐秘的社会。而那些不回家的、在游荡生涯里要活下去的、黑社会的、到处行医的、到处打工的,也是宽泛意义的江湖。

汾阳阳光不总是灿烂,贾樟柯记忆中有过洪水。那时他读小学,街上洪流肆意,他站在马路这头,不敢走去对面。惊恐之中,突然一人走来,一言不发,用胳膊夹起他,趟过洪水,往对面一扔就走,贾樟柯回头一看,原是当地小孩最崇拜的「大哥」——混混头子,那人也就十八九岁。

贾樟柯眼中,「江湖中人」就是如此。

小贾夜奔

记录片《汾阳小子贾樟柯》里,贾樟柯和乡亲们打成一片

高三某天,好友冲进教室,气喘吁吁:「贾哥!我被高二理科班的人打了」。按照江湖惯例,揍一个人就是看不起他背后所有的兄弟,得复仇。一堂课四十五分钟,贾樟柯和兄弟都在寻思怎么行动。

下课铃响,贾樟柯带上好友和一个瘦高个,三人去仇家教室示威,贾樟柯站讲台上,目光扫过,全班鸦雀无声,好友一步步向他的「仇家」逼近。

此时,白光闪过,「唰」的一声,好友肚子上渗出了鲜血,「仇家」脸色惨白,手拿一把小刀。

贾樟柯慌了,他急忙带好友去汾阳医院。三人一身血出现在急诊室,大夫见怪不怪,踩着蓝色塑料拖鞋,哼小曲走来,慢条斯理处理伤口。

多年之后,贾樟柯在北京南城「湖广会馆」听昆曲《夜奔》,舞台上,林冲风雪中穿山越岭,悲愤中清唱:「遥瞻残月,暗渡重关,奔走荒郊。」贾樟柯突然哭了,那是他本该在高三时流下的眼泪,林冲的孤苦多于悲愤,这故事讲的其实是:一个人逃出去,然后他活下来。

贾樟柯把这种感受拍成电影,取名《天注定》。

可惜这部转型之作又掉入旧坑。还记得当初独立导演解禁会议,领导曾提醒:「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,但你们要明白,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。」

随后几年,这话得到验证,贾樟柯饱受冷眼:《世界》在沈阳两天只售40张票惨遭下档;《三峡好人》长沙两天两大影院票房1400元创新低,更有甚者说「第六代导演等于低票房」。票房吊车尾的贾导很愁,一不留神,《天注定》还拍成了敏感词。

2013年前后,他看见许多新闻:周克华跨省作案、胡文海对抗干部贪腐开枪杀人、湖北巴东邓玉娇反抗杀人、富士康跳楼事件。他把这些残酷、黑暗、真实,不含沙射影、隔靴搔痒,原原本本地拍出来。

姜武演的角色胡文海,是贾樟柯的山西老乡,因为遭受不公,杀掉村长、会计、董事长及虐待牲口的人。姜武扛着枪,路过戏台,台上正唱到林冲雪夜上梁山,「俺,林冲,一时忿怒,杀死高俅奸细二贼」。姜武演的大海,和林冲一样走投无路,却不想认怂,最终铤而走险,以暴制暴,犹如当代水浒。

有人评论:如果大海早生一千年,梁山上该有他一把交椅。

这部电影国内无法放映,贾樟柯只好带去海外放。多伦多公映现场,他跟人吵了起来,一位中国留学生起身批驳:「我们的国家是存在这些问题,但是你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,离了煤矿你会死啊?」

这不是他第一次挨骂。近些年,贾樟柯因关注社会现实及公共话题被批「投机」。纪录片《海上传奇》放映日,一位20来岁的女生举手:导演,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,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,给西方人看吗?

贾樟柯解释:我在拍一个真实的上海,上海除了浦东、淮海路,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,和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,生活就是这个样子,上海就是这个样子。

女生突然愤怒: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,会影响他们对上海、对中国的印象,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!贾樟柯也愤怒起来: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,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?

「是啊!为了祖国的尊严,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。」女孩的话让贾樟柯彻底懵了,他在随笔中写「爱国主义者的逻辑,基于虚幻的国家意识,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」。

《天注定》被禁后,贾导去过一趟广电总局,不知聊了什么,发生什么,只是回来以后,对上映问题避而不谈。

想来是又挨了批。

沃尔特·塞勒斯拍的纪录片《汾阳小子贾樟柯》里,贾樟柯在考虑要不要继续拍电影,他坐在沙发上抽烟,眼袋坠着,有些沮丧:「我没法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,空间太小,想彻底离开一段时间。」


贾樟柯在山西开饭馆,特色菜是刀拨面

贾樟柯参加同学聚会,他们在汾阳县城的酒店开房打牌,老同学讲话毫无顾忌,「贾导演,老实交代,今年你潜规则了几个?」酒后,贾樟柯听到熟悉的麻将声,倒也希望自己未来「多打麻将,少拍电影」,他放松地坐在沙发上,听他们讲县里的煤矿、凶杀、婚外恋。

生活的力量拉扯着他,贾樟柯眼眶一热,他决心离开北京,搬回贾家庄。

贾樟柯开了一家「山河故人」私厨馆,每天下午,他坐在二楼晒太阳,抽雪茄,写作,晚上多是酒局,老友亲昵喊他小名「赖赖」。客人远道而来,服务生用英式三层茶托盘端上一份茶点,标准西式餐具,盛有:嗯,山西特产红枣夹核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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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湖路远贾樟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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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结束,贾樟柯在老家汾阳县城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,县城小得像鬼打墙。

走到命运的分岔口,他落榜了,其实倒也不算意外。回家打开电视机,点歌节目轮番播送同学们的大好前程:考上北大的,亲朋好友为他点播《前门风味大碗茶》;考到体育学院的,有人为他点播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《手拉手》;贾樟柯也让朋友为他点首《再向虎山行》。

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,如今再上虎山。

人皆惊呼,人皆赞叹,人谓满身是胆。

县城是围城。贾樟柯心想,世界就在那里,我为什么不自己走过去呢?

再上虎山

中年贾樟柯跳起舞来动作略显僵硬,不过,他在高中时是个高手,被同学们称为「飞扬的霹雳王子」

汾阳没有铁路,不通火车。贾樟柯学骑自行车,学会以后头一件事就是约同学骑车去另一座县城孝义看火车。初一的孩子,站在铁轨不远处,等啊等,一列拉煤的火车慢行而过,「成为某种远走的召唤」。

高考落榜是一次契机,父亲送他去太原念美术,汾阳到太原,公路距离一百多公里,长途车开五个小时,贾樟柯在中学曾约过一帮朋友去太原看崔健的演唱会,他很明白,县城青年如果生分享文化的妄念,就必须离开故乡。

在太原的日子,白天画画,晚上写小说,住在郊区村民家,隔壁有公路电影院,有天贾樟柯实在无聊,去影院看了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,那是一种被击中的感觉。

电影让他想到自己的故乡汾阳,那里的特产是煤炭。资源分配不公,就有贫富差距,小人物的命运也总瞬息万变,初中毕业时,贾樟柯逐渐认识到,身边的很多朋友慢慢成了流氓和小偷。有次,他跟一个哥们去看电影,对方起身如厕,贾樟柯在影院左等右等,人没回来,他急忙去找。

·我那个朋友呢,你看到没有?

·刚被抓走的那个咯。

·他做啥了?

·就刚才,他去抢一个女人的手表。

生活波折动荡,另一个朋友在三十里外的杏花村汾酒厂喝多了,死在了回县城的路上,更多朋友被捕判刑,「青春期变得郁闷起来,人和事儿都在命运的秩序里展开」。贾樟柯对此猝不及防,也是在这个时候,他觉得自己是时候离开。

青年时代在转型中的小县城度过,当然时有感念。贾樟柯在1998年回故乡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,主角小武是汾阳县「最像知识分子」的小偷,他对社会的巨变无所适从。

贾樟柯当年也是汾阳小混混,十几个结拜兄弟,吊儿郎当去录像厅看香港武打片,在烟味混合着脚臭味中,跟着周润发咬牙说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」。像电影里一样,他们拉帮结派、歃血为盟、寻仇、报恩。走出录像厅,看见不顺眼的陌生人,立刻冲上去开打,一头长发的贾樟柯曾因战况失利,直接从二楼跳下逃生,两次,险些受伤。后来按贾导的说法,当时小打小闹,如今《江湖儿女》有真情义。

结拜兄弟,人各有命。在太原考大学时,贾樟柯一哥们在太原上班。对方挣钱了,经济上独立了,贾樟柯很羡慕,去找他玩,一去便傻眼,整个科室的人都没下班,一圈人陪着科长打扑克。

科长兴头上,他不走,谁也别想走。散伙后,哥们跟贾樟柯抱怨,我天天陪科长打扑克,烦死了。

贾樟柯说,「他们打他们的,你就说有事离开不就完了吗?」对方摆摆手,「不能这样的,要是老不陪科长玩,科长就会觉得我不是他的人了,那我怎么混?」

贾樟柯没想到的是,2002年的自己也会得一个「科长」的名字,命名者是小西天某盗版店的老板,见贾樟柯淘不到碟,多嘴一句:「我这有一个贾柯樟的《站台》,明天到货,你要吗?」那会他还是被禁导演,处境和陪牌哥们差不多,只为三个字:混下去。

旧时朋友分为两拨,一波在干坏事,另一波在逼自己干不喜欢的事。他们都「在一种游戏中」无法抽身。贾樟柯不想陪科长打牌,他断了按部就班考试上班的念头,决定当个导演,连考三年,闯进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。那是1993年,中国电影业已经不怎么火热了:

这是中国电影工业最难的时候,传统的电影院倒闭得很厉害。拿我们汾阳来说,我们几个电影院,一个当时变成了卖家具的,一个变成了超市,整个县城电影院就消失了。

三年间,做煤矿的表兄弟来找他几回,「你跟我们一起干吧,考了一年又一年,真浪费时间」,不是黑煤窑,是官方批准的,钱途无量。

山西人贾樟柯抵御住了诱惑。否则如今,世上或许会再多一个煤老板。

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
第六代导演

贾樟柯和中学同学混迹街头,图中右3是他

2007年,《SOHO小报》发了一篇贾樟柯旧文,他仔细写了自己和广电总局不得不说的故事,这份小报是潘石屹公司SOHO的内刊,发行量本不大,却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故事地点在东四某胡同,贾樟柯站在门口,见挂牌白底黑字「国家广电总局」,心里狂打鼓。据说东四只有八一制片厂宿舍旧址,没有总局一说,贾樟柯因紧张眼花,也不是没可能。

几天前他接到一通电话,「请你来电影局一趟」。此时,低屋飞梁下,八字门厅前,给他开门的是赵文瑄。

国家机关,高墙大院。他初来乍到,不知所措,赵文瑄不着急理论,只谈笑「这地方是宰相刘罗锅故居」,想来刘墉与和珅不是一路人,当时和珅炙手可热,刘墉只好「委蛇其间,唯以滑稽悦容其间」,不想与他正面冲突。

入院进屋,桌面放一份文件,印有台湾报纸对《小武》的报道,眉批「严重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」,署名人贾樟柯认识。

赵文瑄拿起告密信,掂量着:「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?我们也不想处理你,可是你的同行,你的前辈,人家告你啊。」

这天是1999年1月13日,贾樟柯被人打了小报告。这段经历被他写在文章《迷茫记》里,发表以后,人人都在猜举报者是谁。直到王小山在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专栏里捅破这层纸:此人是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。王斌知道后,打死不承认,说「这是贾樟柯的阴谋」,说他要告王小山,可惜最后不了了之。

谁举报的说不清,当官的是不是赵文瑄也说不好,总之,贾樟柯确实倒了大霉,就在被禁前一年,他的处女座《小武》没走官方渠道,直接送去海外拿了8个奖,西方影评界不吝赞美地说此片是「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」。

柏林领奖时,台湾团摆酒席宴客,每桌插一面青天白日旗。贾樟柯顿觉「林冲误入白虎堂」,拔腿就走。

觉悟很高,但已经晚了。

禁令一出,他立刻登上器材公司的黑名单,租不到器材不打紧,底片都没人敢晒印。当时他手头有部片子进行不下去,为求饶只好有事没事往电影局跑,早上8点被撂到晚上7点,屡次碰壁,领导见他可怜:先交一万块钱罚款,再写一封检讨。

贾樟柯有文学天赋,中文系毕业,过去在太原写小说,小有名气,还推掉了山西作协的邀请,写检讨再简单不过。一篇优质检讨交差,他把《站台》拍完了。

只是这次,还是只能走「地下」。

此类电影在当时被称为「独立电影」,拍摄者很多都是「第六代」导演,比如张元、娄烨、王小帅。他们当然都只能算乌合之众——1992年的《中国美术报》说,只有国营的十六个制片厂才有财力、有权力去拍电影,其余都是非法。

2007年,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混出名堂,去戛纳当了一回评委会主席。他在节目里忍不住批评第五代大师们,用了一个排比句:经历过「文革」和「改革开放」,所以你们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代,非常庸俗的一代,非常霸权的一代。

黑名单越来越长也是因为VCD的普及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南方城市冒出几十家生产VCD播放机的厂家,竞争导致大降价,八百元能弄上一套,「家庭影院」热起来,DV机变多,不管专业与否,但凡有点爱好,都去拍片子。

和当时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一样,往面儿上说,人们跟风潮,往里处说,「个体在争取表达的权利」。

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些非常彪悍的个性的人,彪悍到可以独立的与这个时代共舞,参与到里面,改变它,影响它。而不是穿上盔甲,说我是独立的,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。

贾樟柯禁言五年,可怜巴巴,从没尝过上映的滋味,2003年11月,电影局突然坐庄,请第六代导演们喝茶嗑瓜子,领导打电话给王小帅,「你把贾樟柯、娄烨他们喊上!」

北京电影学院里,独立导演们齐刷刷坐两排,规矩得很,看样子是要被一勺烩。贾樟柯心想完蛋了,这次是换个花样训话。开会前,某个导演坐不住,准备溜,不料领导却突然示好:「以前你们违规的,我们既往不咎。」

这是一个梁山好汉归刀枪入库的故事:大赦天下,独立导演当场拟合作倡议书,娄烨说「我们写诗化的倡议书,念起来激情澎湃」,影评人张献民不赞同,「那种谁看得懂,还是写公文比较好」,最后拟定几点,无非「我们守规矩,你们也能打开门,让地下走到地上」。

贾樟柯和他的六个好朋友,在倡议书上签字画押,媒体给这个故事起了一个非常水浒的标题:

独立电影七君子上书电影局。

山河故人

2012年,贾樟柯和赵涛在汾阳举办婚礼

2006年,贾樟柯在北京接到电话:父亲去世了。他很伤心,由此对故乡眷恋更甚。

贾父中学时,听说峪道河村在拍电影,便与同学跋山涉水前往观看。剧组从拍摄到收工,父亲在远处的山头看了一天。他脸上有炉火的闪动,对年幼的贾樟柯讲这个故事:拍电影是要光的。

汾阳地处黄土高原,阳光浓重,适合拍电影。贾樟柯的电影离不开山西,2015年,《山河故人》的拍摄地选在了大同,电影里有文峰塔、地秧歌、汾酒。妆容略老气的赵涛唱着汾阳伞头秧歌:

家住汾阳龙门地,表里河山留美誉,

文峰塔上升紫气,迈步走向新世纪。

贾樟柯将各个机位拍摄的素材混剪在一起:汾阳街头春节夜晚的狂欢、跳迪斯科的人、险些翻倒的卡车、旷野中点火的无名人……暮色中的矿区和方言构成故人与山河。

拍片之前,贾樟柯给当时的女主赵涛写了一封信:你要从青春演到五十岁。后来赵涛成了贾樟柯的妻子。2000年,他们在法国看杨德昌的《一一》,两小时四十分,影片很长,贾樟柯做好临时撤离的准备,因为此前赵涛最爱的是卡通《狮子王》。没想两人看到最后,赵涛红着眼问贾樟柯,为什么大陆看不到这样的电影?

贾樟柯很惊讶,认定她「内心必定藏有许多风暴」。两人最初相见在1999年,太原师范学院舞蹈系教室,贾樟柯过来挑学生演员,却看中舞蹈老师,最终成就这段缘分。

在贾导心中,赵涛演的才是他想要的山西情义,新片《江湖儿女》中,女主照旧是她。

关于江湖,贾樟柯有自己的理解。从《水浒传》开始,一直到金庸的小说,到八十年代香港的电影。中文里江湖代表了秩序之外的世界,代表秘密、隐秘的社会。而那些不回家的、在游荡生涯里要活下去的、黑社会的、到处行医的、到处打工的,也是宽泛意义的江湖。

汾阳阳光不总是灿烂,贾樟柯记忆中有过洪水。那时他读小学,街上洪流肆意,他站在马路这头,不敢走去对面。惊恐之中,突然一人走来,一言不发,用胳膊夹起他,趟过洪水,往对面一扔就走,贾樟柯回头一看,原是当地小孩最崇拜的「大哥」——混混头子,那人也就十八九岁。

贾樟柯眼中,「江湖中人」就是如此。

小贾夜奔

记录片《汾阳小子贾樟柯》里,贾樟柯和乡亲们打成一片

高三某天,好友冲进教室,气喘吁吁:「贾哥!我被高二理科班的人打了」。按照江湖惯例,揍一个人就是看不起他背后所有的兄弟,得复仇。一堂课四十五分钟,贾樟柯和兄弟都在寻思怎么行动。

下课铃响,贾樟柯带上好友和一个瘦高个,三人去仇家教室示威,贾樟柯站讲台上,目光扫过,全班鸦雀无声,好友一步步向他的「仇家」逼近。

此时,白光闪过,「唰」的一声,好友肚子上渗出了鲜血,「仇家」脸色惨白,手拿一把小刀。

贾樟柯慌了,他急忙带好友去汾阳医院。三人一身血出现在急诊室,大夫见怪不怪,踩着蓝色塑料拖鞋,哼小曲走来,慢条斯理处理伤口。

多年之后,贾樟柯在北京南城「湖广会馆」听昆曲《夜奔》,舞台上,林冲风雪中穿山越岭,悲愤中清唱:「遥瞻残月,暗渡重关,奔走荒郊。」贾樟柯突然哭了,那是他本该在高三时流下的眼泪,林冲的孤苦多于悲愤,这故事讲的其实是:一个人逃出去,然后他活下来。

贾樟柯把这种感受拍成电影,取名《天注定》。

可惜这部转型之作又掉入旧坑。还记得当初独立导演解禁会议,领导曾提醒:「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,但你们要明白,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。」

随后几年,这话得到验证,贾樟柯饱受冷眼:《世界》在沈阳两天只售40张票惨遭下档;《三峡好人》长沙两天两大影院票房1400元创新低,更有甚者说「第六代导演等于低票房」。票房吊车尾的贾导很愁,一不留神,《天注定》还拍成了敏感词。

2013年前后,他看见许多新闻:周克华跨省作案、胡文海对抗干部贪腐开枪杀人、湖北巴东邓玉娇反抗杀人、富士康跳楼事件。他把这些残酷、黑暗、真实,不含沙射影、隔靴搔痒,原原本本地拍出来。

姜武演的角色胡文海,是贾樟柯的山西老乡,因为遭受不公,杀掉村长、会计、董事长及虐待牲口的人。姜武扛着枪,路过戏台,台上正唱到林冲雪夜上梁山,「俺,林冲,一时忿怒,杀死高俅奸细二贼」。姜武演的大海,和林冲一样走投无路,却不想认怂,最终铤而走险,以暴制暴,犹如当代水浒。

有人评论:如果大海早生一千年,梁山上该有他一把交椅。

这部电影国内无法放映,贾樟柯只好带去海外放。多伦多公映现场,他跟人吵了起来,一位中国留学生起身批驳:「我们的国家是存在这些问题,但是你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,离了煤矿你会死啊?」

这不是他第一次挨骂。近些年,贾樟柯因关注社会现实及公共话题被批「投机」。纪录片《海上传奇》放映日,一位20来岁的女生举手:导演,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,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,给西方人看吗?

贾樟柯解释:我在拍一个真实的上海,上海除了浦东、淮海路,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,和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,生活就是这个样子,上海就是这个样子。

女生突然愤怒: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,会影响他们对上海、对中国的印象,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!贾樟柯也愤怒起来: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,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?

「是啊!为了祖国的尊严,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。」女孩的话让贾樟柯彻底懵了,他在随笔中写「爱国主义者的逻辑,基于虚幻的国家意识,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」。

《天注定》被禁后,贾导去过一趟广电总局,不知聊了什么,发生什么,只是回来以后,对上映问题避而不谈。

想来是又挨了批。

沃尔特·塞勒斯拍的纪录片《汾阳小子贾樟柯》里,贾樟柯在考虑要不要继续拍电影,他坐在沙发上抽烟,眼袋坠着,有些沮丧:「我没法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,空间太小,想彻底离开一段时间。」


贾樟柯在山西开饭馆,特色菜是刀拨面

贾樟柯参加同学聚会,他们在汾阳县城的酒店开房打牌,老同学讲话毫无顾忌,「贾导演,老实交代,今年你潜规则了几个?」酒后,贾樟柯听到熟悉的麻将声,倒也希望自己未来「多打麻将,少拍电影」,他放松地坐在沙发上,听他们讲县里的煤矿、凶杀、婚外恋。

生活的力量拉扯着他,贾樟柯眼眶一热,他决心离开北京,搬回贾家庄。

贾樟柯开了一家「山河故人」私厨馆,每天下午,他坐在二楼晒太阳,抽雪茄,写作,晚上多是酒局,老友亲昵喊他小名「赖赖」。客人远道而来,服务生用英式三层茶托盘端上一份茶点,标准西式餐具,盛有:嗯,山西特产红枣夹核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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